第5版()
专栏：

瞿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陈铁健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是我党早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理论家和文学家。他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热情赞颂十月革命
瞿秋白生于一八九九年。那时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没落的官僚士绅家庭，腐朽黑暗的社会，对瞿秋白的影响很深，使他思想充满了矛盾。五四运动以前，他曾一度躲进个人的小天地，消极避世，研究佛学，试图解开“人生问题”之谜。一九一七年，瞿秋白入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开始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入并参预领导了学生运动，在斗争中，思想大进了一步。五四以后，他与郑振铎等组织进步社团“社会实进社”，编印《新社会》等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主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社会运动。他提倡“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八号）当时，在新思潮中有许多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等。许多人以为那些美妙的幻想就是中国的新生之路。一九二○年一月，瞿秋白指出，“新村”等等不过是“新式理想的‘桃源’”，依靠他们来改造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行动”，才是“不可少”的革命道路。（《读〈美利坚的宗教新村运动〉》《新社会》第九号）一九二○年三月以后，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积极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逐步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年十月，瞿秋白动身到苏俄去。他是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到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的人。他在留居苏俄期间，于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出席过在苏俄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他还在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过助教和翻译。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都在这个班学习。两年中，瞿秋白写了十六万字左右的通讯报道，寄回国内报刊发表，后来汇编为《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文集。在这些报道中，瞿秋白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新生的俄国，歌颂了列宁、苏俄政府、红军和工农群众。他在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同时，还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如实地介绍了苏俄革命初期创业的艰难和不可避免的弊病，同时又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个国家必将走向光明。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分析了俄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于革命和苏俄政府的态度。他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固然伟大，但它不会在一个早晨就使俄国变成极乐世界。走俄国人的路，在达到光辉顶点之前需要艰苦奋斗，探索前进；否则，不免流为空想。这些见解，在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青年革命者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瞿秋白是继李大钊之后在中国早期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许多文章成为指导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十月革命、认识社会主义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教科书。这一笔宝贵的遗产，即使今天读来，也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教益。维护革命统一战线
一九二三年一月，瞿秋白回国后，即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瞿秋白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大会上，瞿秋白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意见，批评了右的和“左”的错误主张，大会通过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会后，瞿秋白和李大钊、林祖涵等曾与孙中山会商两党合作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瞿秋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且根据党的决定，参预了大会宣言的翻译和修改的工作。
瞿秋白在“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便正式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先后编辑、主编了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译著。一九二三年夏，我党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创办，瞿秋白任该校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系统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制造事端，进行破坏。一九二四年十月，瞿秋白组织领导了上海反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暴行的斗争，因此遭到上海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期间，瞿秋白同刘少奇、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在上海领导了这次斗争。他除了担任党中央的工作以外，还亲自主持了我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亲自写社论，编新闻。他在社论中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号召工人阶级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分清敌友，采用正确的策略，争取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急剧增长，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西山会议派”于一九二五年底，公开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明目张胆地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表面上打着革命旗帜，暗地里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勾结，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新右派的理论代表是“戴季陶主义”。这是一种企图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学说。它宣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以破坏革命统一战线，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针对戴季陶的反动理论，瞿秋白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它的罪恶企图，并给以有力的批驳。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此外，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或改良的思想理论代表人物如梁启超、张君劢、胡适、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针和路线。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工人武装起义史上的成功范例，也是我党正确运用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良好结果。瞿秋白参预领导了这次起义。他在第二次起义失败后，总结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起草了《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起义进程表明，这个意见书是正确的。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指挥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迅速取得起义的胜利，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之一。他比较早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关于工人阶级，一九二三年六月，瞿秋白就在为党的“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同年九月，他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能“彻底革命”、“彻底的扫尽旧统治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到一九二五年，则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地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第一一三期）关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瞿秋白指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只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引导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倾向于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的前途》《新青年》不定期刊第四期）因而不能领导革命，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破坏革命，使革命半途而废。到一九二六年，瞿秋白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阶级，工农劳苦民众是革命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不能担负革命的领导责任，工人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夺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成功。
在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时候，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严重地危害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极大地阻碍了革命的深入发展。这时，瞿秋白同陈独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写了著名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并在同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发给全体代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有病”，“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当时，陈独秀在党内推行家长制的统治，压制正确意见。对此，瞿秋白说：“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向全党同志大声疾呼：“革命时机紧迫”，“必须赶快施手术”，“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吧！”
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瞿秋白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他指出，工人阶级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不是“天然”就有领导权。彭述之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鼓吹工人阶级是“天然领导”者，实际上等于把革命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
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他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从“三大”以来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热情地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特别应当指出，瞿秋白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曾在“三大”党纲中写道：“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一九二六年在广州的一次讲演中他说，“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谁能解决此问题，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他对彭湃同志在广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予以高度的评价。一九二七年春，当毛泽东所写的长沙通信（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的压制不予刊登时，瞿秋白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亲自为此书写序，并把考察报告交由武汉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前夕，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瞿秋白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临时中央的其他成员有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张太雷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临时中央决定在江西的九江、南昌一带发动军事暴动，即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以确定新的方针。中央紧急会议于八月七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于汉口召开。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作了关于未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要建立革命军队，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发动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由我党独立地领导工农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有关决议案。“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事文学革命活动
瞿秋白多才多艺，自幼嗜爱文学。他的文学革命活动集中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当时，他遭受王明的打击，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他并没有离开革命，他在养病期间，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联”的工作，进行了革命的文化斗争，著译了约有一百万字的作品，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上海三年，瞿秋白以马列主义为武器，参加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他同鲁迅及其他革命作家一道，对所谓“自由人”的胡秋原，所谓“第三种人”的苏汶，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所谓“新月派”以及文化买办胡适等，展开猛烈的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进攻。
一九三二年前后，瞿秋白倡导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问题的论辩，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复阐述了大众文艺的基本理论问题。他提出“文艺革命的路线是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是在于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革命和文学革命”。（《论大众文艺》《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他把大众文艺运动提到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争取领导权的高度，指出文艺战线的斗争是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创造出真正的革命的大众文艺，瞿秋白提出，文学家应当深入生活，“向着大众去学习”，同群众一起奋斗，用大众的活的语言和大众喜爱的形式来写作品，包括用旧形式写出具有新内容的作品。瞿秋白关于文艺革命问题的论述，代表了三十年代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他自己写的一些山歌、小调等大众化的作品，在当时的上海曾广为流传。他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在他的指导下，群众艺术活动蓬勃发展。
为了澄清革命文艺队伍中文艺思想的混乱，并向敌人进行战斗，瞿秋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翻译和介绍了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
瞿秋白写了不少思想性、战斗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杂文，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闲和帮凶们，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
瞿秋白还写了一些关于文艺批评的文章，对鲁迅、茅盾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精辟的分析。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科学地评价了鲁迅的生活道路与创作思想，肯定了他的杂文的战斗作用，给鲁迅以极大的支持。
在上海三年的斗争中，瞿秋白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抱病编辑他的遗文，出版了《海上述林》。鲁迅悲愤地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瞿秋白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的思想和活动都不免留下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局限和烙痕。他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损失。瞿秋白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从解剖自己出发，抒发了内心的种种矛盾，也流露了消沉的情绪。但是，瞿秋白最后是高唱《国际歌》，呼喊“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的革命业绩和文化遗产将长留青史。